如今流水线作业使配乐难出经典,
有配音作品,发作品配音,工作时配音 从《渔光曲》到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再到《音乐之声》，今晚，将在文化广场举行的“光阴的故事—经典上海电影交响音乐会”，将成为上海经典电影爱好者的盛宴。“上海除了贡献了大量经典电影，还贡献了很多经典电影歌曲，这些‘工匠时代’的作品，至今仍有顽强的生命力，甚至延续了电影的生命。”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在音乐会之前接受青年报记者专访时，感慨万分。
这场音乐会，由上海爱乐乐团演奏，而众所周知，爱乐乐团的前身，正是1956年成立的上影乐团。“上影厂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电影制片厂，承担了最多的制片任务，所以，为了完整的配套，成立了这个乐团。”任仲伦说，那个时候，主题曲和插曲、配乐，是电影的标配，由于宣传渠道不像今天这么丰富，所以，容易传唱的电影歌曲，往往成为最有力的电影推广工具。
精雕细琢的结果，就是让上海诞生了无数经典。“这个音乐会，演奏了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电影歌曲，历史感很强。”他说。确实，音乐会分为海上风华、红色记忆、时代旋律三个部分，聚集了上海电影不同时期的经典，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汤沐海、副团长兼首席指挥张亮轮番登台指挥，甚至还邀请了91岁高龄的著名指挥家曹鹏先生，来指挥头尾两首曲子——《英雄儿女》的主题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海外赤子》的插曲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
这些经典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“上海贡献的经典，包括了国歌、《红旗颂》、少先队队歌等等，”任仲伦说，全球那么多国家，中国是唯一一个使用电影主题曲做国歌的国家，这也让上海电影人无比自豪，“当时很多歌，都比电影本身红，很多女学生放学了，就会去小卖部买电影歌曲的合辑歌词。”
这也成了不少观众的情怀所寄。音乐会进入正题后的第一首曲，是电影《渔光曲》的同名大提琴协奏主题曲，大提琴独奏吴敏喆用的大提琴，叫做GaglianoVincenzo，于1871年产于意大利，现价值约60万美元，就是由上海航新房地产无偿赞助给爱乐乐团的，不仅如此，它还积极承办了这场音乐会。“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怀所在，所以我们这次音乐会，现场不仅有音乐演奏，后面的大屏幕还会播放老电影的影像。”任仲伦说。
事实上，上海的观众很买账。此前，上译厂的配音演员们，曾在上海大剧院和大宁剧院都举办过名为“辉煌年代”的经典配音作品演出，轰动一时，吸引了无数观众。此次的电影音乐，受众面更广，任仲伦就透露，前两天他们几人去江西探班时，“大家一路上连续唱了一个多小时的经典电影歌曲。”
音乐会上，有早期的《绒花》、《我爱你，塞北的雪》，也有后期的《霸王别姬·当爱已成往事》，还有跟着国外译制片过来的《音乐之声》、《叶塞尼亚》等作品，至今听来仍动人。“工匠时代，我们留下来这么多好东西。”任仲伦说。
他感慨的工匠时代，除了作曲家，还包括了指挥家。他笑称，当年观众最熟悉、名字出现在大银幕上最多的，不是导演也不是哪个主演，而是上影乐团的指挥陈传熙。老先生19岁开始学习钢琴和双簧管，是我国最早的双簧管器乐教授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传熙主要从事电影配乐指挥工作，在其40余年的执棒生涯中，为近600部故事片、美术片、科教片、译制片配乐指挥，其中包括经典国产片《南征北战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林则徐》等，同时，他也是交响乐《红旗颂》的首演指挥。
“上影厂是当时制片配额最多的大厂，所以乐团演奏了一千多部上影出的电影作品，绝对是全国最多的，而且最高峰的时候，4天就要配一部，”任仲伦回忆说，“因为配的是电影，所以当时上影乐团指挥的节奏和时间把握，是最精准的，比一般乐团强多了。”
这样的节奏，为陈传熙赢得了“秒表指挥家”的美誉。除了节奏的把握，他的听觉也极度惊人，在译制《简爱》、《巴黎圣母院》等外国影片时，由于当时还没有多轨录音，在配音演员为角色配上口语前，需要把原来的对白抹掉，但同时也把衬托对白的音乐部分也一起抹掉了，于是上影乐团要重新编排录制这几段音乐。陈传熙反复观看这些原版影片，把乐曲分解到各种乐器声部上，再重新组合指挥乐团演奏，这也是陈老自称的“打补丁”，而且他对时间的精准把握也将“补丁”打得天衣无缝。
上海爱乐乐团副团长张亮，也听说过陈老的很多轶事，都成了乐团的传奇：“比如他的指挥棒不是买的，而是在家自己用竹子削的，不过，最让人敬佩的是，陈老在电影音乐领域的那种敬业和执著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青年音乐人好好学习。”
他说的这种敬业和执着，也正是那个年代的“工匠精神”。“现在的电影，都是流水线作业，歌曲也不再是宣传的重要手段，所以，现在讲究的电影，会用完整的交响乐团配乐，没钱又不讲究的，就用电子乐器合成了，甚至两个人在工作室用midi就完成了。这也导致，留下的经典很少。”任仲伦惋惜地说，其实，任何一种艺术，都应该有点“工匠精神”。
